一、祖籍——江西吉水县八都镇
在吉水县八都镇龙城遗址附近发现三块千年古砖，砖的侧面印有“毛氏祖基”四个楷体凹形字非常清晰，每块长三十二点五厘米，宽十六点五厘米，厚六点五厘米。
据《韶山毛氏族谱》记载：“南唐大理评事、宋工部尚书让公，生长子休公，官至银青光绿大夫、国子监祭酒兼殿中侍御史，出守吉州，迎尚书就养。次子任公随待。占籍吉之水龙城家焉。”
有史料记载，北宋初年，毛休接父亲毛让到龙城开基定居，至今已有一千年左右，而印有“毛氏祖基”的青砖，则是龙城毛氏用作纪念的，最早的建筑材料。《韶山毛氏族谱》还记载；韶山毛氏鼻祖毛太华，因避战乱由八都龙城迁到云南，后因军功拨入湖南，毛泽东为其第二十代子孙。
二、第三任妻子——贺子珍，江西省永新县云山人
贺子珍，原名桂圆，又名自珍，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前委机关做机要和宣传工作，同年与毛泽东结婚，与毛泽东生三子三女，李敏是贺子珍和毛泽东惟一在世的孩子。
三、对江西古代文人的偏爱
被列宁称为“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”的王安石(今江西抚州临川人)，毛泽东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研究他，并有独到的见解。１９１５年９月６日，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：王安石“欲行其意而托于古，注《周礼》，作《字说》，其文章亦傲睨汉唐，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，而卒以败者，无通识，并不同知社会之故，而行不适之策也。”早年的毛泽东就目光如炬，高度评价王安石的改革志向和才华，指出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“无通识，并不同知社会”，可谓精深独到。研究王安石变革的历史经验教训，对毛泽东日后改造社会，从事革命和建设，不无影响。
毛泽东喜爱王安石的诗文。１９５８年，毛泽东从《人民日报》上看到江西余江消灭了血吸虫，欣喜异常，写下二首《送瘟神》诗，其中“春风杨柳万千条”，就是化用王安石《壬辰寒舍》中“空思似杨柳，春风万千条”的诗句。推崇其人，化用其诗，在情理之中。１９６５年６月２０日，毛泽东在上海与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畅谈文史，从天命论谈到王安石。刘大杰说，对于王安石，我们一向总认为他能反对天命、反对封建宗法是他的进步之处。毛泽东却认为，在王安石之前已经有人提出过反对天命、反对封建宗法的思想，譬如屈原、王充。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“人言不足恤”的思想，在神宗皇帝时代，他搞变法，当时很多人攻击他，他不害怕。封建社会不比今天，舆论可以杀人，他能挺得住，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。毛泽东还说：“要学习王安石这种‘人言不足恤’的精神，不要害怕批评，要敢于发展、坚持自己的见解。”（《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》广东人民出版社９６年版）
南宋鄱阳（今波阳）人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也是毛泽东终生珍爱的一部有较高价值的笔记书。《容斋随笔》是关于历史、文学、哲学、艺术等方面的笔记，以记事、考证、议论为中心内容，既有宋代的典章制度，更有三代以来的一些历史掌故、政治风云和文坛趣话，资料丰富，议论精彩，考证确切，格调高雅，被子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推为南宋笔记小说之冠。洪迈为之写了４０余年，毛泽东则从延安到逝世，几乎读了４０年，是临终前索要的最后一部书。１９６１年，毛泽东还批示工作人员，找洪迈之父洪皓的诗文集来阅读。
延安整风时，毛泽东有一篇著名的报告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，其中引用了一副对联：“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根底浅；山中竹笋，嘴尖皮厚腹中空。”毛泽东用这副对联替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者画像，精妙绝伦。这副对联的作者解缙就是明代江西吉水才子。
毛泽东酷爱读二十四史，其中江西人欧阳修(今吉安永丰人)的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是他读得比较多的史书之一。《新唐书》基本上从头至尾都有批注、圈点和勾画，有些章节至少看过５遍以上。毛泽东还以一代伟人的历史智慧，透过历史洞察现实，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，特别注意切中事理，从政治上评论人事是非功过。他很投入地读进去，与作者磋商，又很清醒地走出来，以启迪后人。
毛泽东还对欧阳修的《为君难论》、《朋党论》等论文提出了意见。在《为君难论》中欧阳修认为，赵秦二战之失，不光是不善择言，主要的是他们主观上喜欢起用年轻新进的人，不注意有经验的老成的人。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，批道：“看什么新进。赵、翦、颇、牧，其始皆新进也。周瑜、诸葛、郭嘉、贾诩，非皆少年新进乎？”意思是说，关键不在于是不是“乐用新进”，而在于用“什么新进。”《朋党论》是古代政论文中的名篇，欧阳修论证中心是劝“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为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文中举了汉献帝“禁绝善人为朋”，唐昭宗“诛戮清流之朋”，而导致国家衰亡的例子。毛泽东认为，欧文引用事实不准，禁绝朋党“在汉献帝以前”就有了，且系“权臣”所为。他批曰：“似是而非。汉献、唐昭时，政在权臣，非傀儡皇帝之罪”，可见毛泽东对史实之谙熟，目光之敏锐。
对祖籍江西曾在湖南讲学并有深远影响的南宋哲学家朱熹，毛泽东则有更多的研读。求学时代，他对朱熹主张抗金图存，恢复中原的爱国思想甚为赞扬推崇，并认真研读过朱子书籍，对朱熹理学思想相当钦服。１９５８年９月，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，到安徽后，毛泽东向省里借来朱熹的《楚辞集注》，并问张治中：“你读过《楚辞》吗？”张回答：“未读过。”毛泽东说：“这是好书，我介绍你有空看看。”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６日，毛泽东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《楚辞集注》。１９７２年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，毛泽东以精印的朱熹《楚辞集注》送之。
毛泽东钟情庐山，他一生三上庐山，在庐山读了大量的包括江西人文历史在内的书籍。
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９日清晨，毛泽东第一次上庐山，一进美庐，就借来吴宗慈的《庐山志》，读后与工作人员侃侃而谈。他讲了庐山得名的由来后，又讲一个典故。说朱熹到南康郡（治在星子县）走马上任，当地官员们轿前迎接，他下轿开口就问《南康志》带来没有？搞得大家措手不及，面面相觑。这就是“下轿伊始问志书”的传说，至今广为流传。毛泽东对这部《庐山志》包括续志，给予很高评价，认为它保存了丰富的资料。
庐山是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的故乡，登庐山，思古人，是情理之中的事。毛泽东在七律《登庐山》诗中有“陶令不知何处去，桃花源里可耕田？”这联名句落脚于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，而毛诗的原句是“陶潜不受元嘉禄，为何当年不向前？”落脚于陶渊明的《归去来辞》，前者是说乌托邦式的理想不可能实现；后者则是说陶潜没有积极参与政治，两者主旨相通，而毛泽东一向主张投身政治，改革社会，这大概是诗人最后取前的原因吧。翻译公司 上海翻译 公司 北京翻译公司 广州翻译公司 深圳翻译公司 英文翻译 日文翻译 韩文翻译 德文翻 法语翻译
据当年在庐山负责接待工作的省委负责人方志纯回忆，毛泽东要方志纯帮他找书看，交给方一张书单，其中不少是江西的地方志书。毛泽东在看过《还魂记》后对方志纯说：“你们赣剧团演出的那个《还魂记》，我看很好呀，那是汤显祖写的。汤显祖是你们临川人，除了《还魂记》之外，还有《紫钗记》、《南柯梦》、《邯郸记》，这些统称‘临川四楚’。我看写得都很好。”又说：“江西是个出人才的地方，唐宋八大家，江西就占了三个，临川的王安石，吉水的欧阳修，南丰的曾巩，都是北宋的文人哟。” |
